#长白时评#
“为65岁母亲和年迈外婆租房3天被拒20次”——一则新闻折射出老年群体在租房市场中遭遇的普遍困境。北京、上海等地调查显示，超三分之二中介机构对60岁以上老人设限，要求“子女陪同签约”或直接拒绝。线上平台的限制更为冰冷：某拼租平台将签约人年龄限制在18-60岁，65岁以上老人若无子女担保，基本无法完成租赁流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6%。当2.2亿65岁以上人口遇上系统性的“租房年龄壁垒”，破解银发族租房难已成刻不容缓的社会命题。
市场排斥、法律模糊与供需错配“三重高墙”制约着银发租房。如今，“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隐性歧视已成为银发服务行业潜规则。武汉房东凌女士的担忧极具代表性：“万一老人在我房子里摔倒或死亡，房子不好再租出去，卖的时候也会折价。”这种担忧被转化为具体市场行为，即老年人要么被完全排除在合租门外，要么被迫接受更高的整租价格。
法律保护与现实执行的断层令人深思。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禁止歧视老年人，但房屋租赁被视为平等民事活动，房东拥有选择自由。法律无法强迫其必须租房给老年人。上海曾有一典型案例：房东因租客携带94岁失能老人而毁约，法院虽判决房东违约，却未能改变市场对高龄租客的排斥。法律赢了官司，却输了改变现实。供需结构性失衡构成更深层矛盾。租赁市场几乎完全围绕年轻人设计，LOFT公寓、合租房源占据主流，而低楼层、带扶手和紧急呼叫系统的适老房源稀缺。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城镇老年人最需要的适老化改造中，紧急呼叫设备位列前茅，但市场供给几乎为零。当老人被迫迁往城中村或远郊“老破小”，居住质量的下行螺旋已然形成。
破局之道，在于构建风险共担的立体解决方案。实现老有所居，让租房市场对老年人更友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托举。首先，法律、政策需织密防护网。现行法律对年龄歧视的禁止过于笼统，当务之急是将“禁止租房年龄歧视”写入地方性法规，并配套建立“黑名单”公示制度。更为关键的是建立起风险分担机制。比如，引入担保人制度，要求子女或亲属作为租金支付连带责任人；增设合同免责条款，明确非因房东过错导致的意外责任归属；开发“老年人租房意外险”，分散房东最担忧的健康风险；等等。通过制度手段为老有所居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其次，探索市场创新开辟新路径。商家可开发“子女远程电子签约+本地现场确认”双通道服务，既满足法律要件，又保障便捷性。推出短租试住、代际合租等灵活方案，降低房东对长期风险的担忧。比如，北京、上海探索的“代际共融”模式，让空巢老人与都市青年共享生活空间，重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传统价值。江苏、广东等地建设的银发经济特色园区，更将“老年负担”转化为产业机遇。
同时，应该积极构筑公共服务支撑网。地方政府应整合适老化房源信息，建立专门平台；提供法律咨询、医疗急救联动等增值服务。对老旧小区实施适老化改造，加装扶手、防滑地砖和紧急呼叫设备。
从根本上讲，全社会更新观念尤为重要。数据显示，我国60-69岁老年人中，半数以上仍具社会参与意愿与能力。他们身上蕴藏的知识与社会资本，是持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关键密钥。真正的适老社会，需要颠覆“老年即负担”的偏见，寻求养老的“共生价值”。当租房市场不再以年龄划线，当社区里青年与长者共享空间、互帮互助，老龄化才能真正褪去“危机”标签，实现从“应对”到“共生”的范式转换。
解决老年人租房难问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法律明确责任边界，市场创新产品服务，政策提供支持保障，当三方合力拆解“年龄高墙”，温暖的安居之所终将取代冰冷的拒绝。（久泰平）
来源：中国吉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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