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专著《被遮蔽的文明——丝绸之路与山西及其文明流变》一书自问世以来，并未引起预料的群观和探讨，作者杜学文先生常常为此叹息，总说可能书名起得不好。
其实，这本书是对山西历史与文明站在“一带一路”上的一次思考，它拂去历史迷雾，呈现新的面貌。还原真相是这一代学人的使命，所以说有这样一本书，对于山西对于丝绸之路来说，意义极其重大。
寻常意义上，人们总以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丝路始于张骞凿空西域，兴盛于唐，而汉唐都城即是长安，“长安说”是有它雄厚的历史背景的。然而，此书会告诉你，不仅仅如此。西域到长安的路，被称为“绿洲丝路”。除此之外，还有草原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等，这些丝路的起点或终点，不一定是长安。丝路也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网，在这张网中，山西是个重要区域，“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山西，就没有丝绸之路的开通——不论是民间意义上的，还是内地中原政权意义上的”。这当然是有理由的，就山西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而言，天然地成为连接内地与草原的便捷通道，历史上，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必经山西，才能通往中原，战争是如此，经商也是如此。而且由于各朝代都城都在山西周边，山西天然地成为京畿屏障，有了山西便可图霸全局。这样的地位决定了从先秦时期起，丝路就没有脱离山西，比如说，玉石之路的开辟，“从河南过黄河，沿漳河进入山西，再达滹沱河流域，登雁门，之后抵内蒙古……”这也是周穆王西巡的路线，不能离了山西，及至后来，山西连接农耕与游牧的特点又注定了每朝每代丝路通道上的物资和异质文化都会经过山西。这些都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论点。
再者，在丝路的打通上，山西人厥功至伟。卫青、霍去病，兵出雁门，把匈奴一路打到大漠深处，这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国防安全，还使汉朝牢牢地控制了西域，丝路由此畅通，英国人魏泓所著的《十二种唐朝人生》对此多有描述。还有东汉时的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苦心经营，邱华栋先生的《空城纪》对此也有提及。汉时还有上党人冯奉世、太原人常惠，到唐朝及以后，还有祁县人温彦博、河津人薛仁贵、闻喜人裴行俭、临猗人封常清、文水人狄青、永济人杨博等，这些名臣名将，文武经略西域，沟通着西域与内地，对丝路作用甚大。
山西的物产，比如说，粟（传说炎帝发现小米的地方就在太行山）、蚕丝、铁器、大黄、党参、花椒、瓷器、琉璃，等等，历史上曾源源不断地销往西域。晋商还开辟了从福建到俄罗斯的万里茶道。
此外，域外的玻璃技术、石刻工艺也影响了山西，比如说著名的云冈石窟。西域的音乐、美术、舞蹈、雕塑都深刻影响了山西，山西现存的古建、雕塑、壁画、戏曲音乐等艺术形式都可寻得到西域的影子。
山西人的行走和著作，也影响了西域。比如说，平阳人法显的《佛国记》、平阳人樊守义的《身见录》、忻州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阳泉人张穆的《蒙古游牧记》，等等，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
并不是只有山西人在西域活动，西域人也活跃在山西，建起后赵王朝的石勒是羯族人，影响了佛教发展的佛图澄是龟兹人，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是西域人，尤其是长眠在太原晋源区的虞弘，是粟特人，当年虞弘墓的发现轰动世界。把自己定为太原人、曾在隋朝担任要职的翟突娑，是高车人，在唐朝任职的龙润是焉耆人，尉迟恭是于阗人。
而这些内容也确实被时间遮蔽，今人了解不多，或者只是一个点的了解。作者把点串起来，串成线，构成面，进而形成立体的山西因丝路带来的文明流变。这是对丝路的补充和重建，独成一格，也是对山西文旅乃至中国文旅的一次无形引导。
《被遮蔽的文明》不应被忽视，即使只是丝绸之路的一丝毛细血管，也应引起重视。
并州新闻 王 芳